刘义强:锚定历史方位,开启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新征程
更新时间:2017-10-30来源:原创

锚定历史方位,开启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新征程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教授 刘义强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开幕式上,代表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了主题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的报告。这份报告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总结十八大以来治国理政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以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担当,高举旗帜、立论定向,把握大势、总揽全局,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判断,校正了党和国家发展的历史航向,规划了我们党连接两个100年建设目标的路线图,提出了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行动纲领,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

作为一名普通党员,学习这份报告后,深刻感受到党中央对党和国家发展历史进程、经验成就、理论思想以及未来战略的科学总结和准确把脉,对于未来中国发展和即将面临的历史性转折充满信心和期待。现在仅就个人的一些思考和体会谈谈对报告的学习体会。人事不准确之处在所难免,也就此求教于大家。

一、界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新时代和新征程

十九大报告提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党中央对党和国家当前所处历史方位作出的重大战略判断。这个新时代的起点,就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这五年。新时代之“新”主要体现在:过去五年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取得了历史性变革,我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党与时俱进进行重大理论创新,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深刻变化,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们站在了“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上。进入新时代,我们党的历史使命,就是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我们必须更加自觉增强“四个自信”,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十九大报告中有两个重要判断。

第一个重要判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定位包括五个方面:第一,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第二,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第三,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第四,是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第五,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这「五个时代」,回答了这样的五个问题:即我们要走什么样的道路?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我们要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我们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我们要为世界作出什么样的贡献?

第二个重要判断是,中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化。距离上一次主要矛盾的判断,至今已经过去了36年。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一方面,温饱问题解决了,全面小康也即将要建成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不仅包括物质方面,而且还包括「非物质」的需求,如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另一方面,我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制造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都进入了世界前列。

十九大报告明确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定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基于新时代的判断,应有新理论的创新。过去五年,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两个问题。

二、描绘制定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路线图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如何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有怎样的战略部署和发展路径?实现这个目标,必须经过长期的有步骤的分阶段的努力奋斗。社会主义现代化总任务和战略部署大体可分两步走

第一步,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020年之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题就是全体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三个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步,从2035年到2050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人均收入水平、人类发展水平、主要现代化指标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综合国力、国际影响力领先,在世界的地位更加凸显;共同富裕基本实现,地区、城乡、收入差距持续缩小,高水平的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覆盖全体人口等。

突出的变化有两个:其一,核心目标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上升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标志着中国进入强国时代;其二,现代化目标内容更加全面,不仅包括经济上的富强、政治上的民主、文化上的文明、社会上的和谐,还包括生态上的美丽,也充分体现了五位一体战略布局与目标之间的联系。

三、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战略,谋划城乡发展新道路

报告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提出,“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优先发展”“城乡融合”“农村现代化”,这些概念都是首次见于中央对“三农”工作的部署。

过去说“三农”,实际上,对农村的公共政策,基本是围绕工业化、城市化对农村的需求来制定的,农村成为城市粮食和工业原料供应基地,农业的发展即是农村的发展,导致整个乡村的价值被忽视。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农村现代化,反映了中央对农村定位的再认识,对乡村价值的重视。而从“城乡统筹”到“城乡融合”,“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也体现了政府主导下“以城统乡”思路的转变,更强调城市和乡村,两个板块共生共荣,共同发展。

乡村振兴,这是一个战略性的提法。为什么提这个概念?我们过去对农村的公共政策,基本上是围绕工业化和城市化对农村的需求来制定的——城市需要农村提供粮食和原料,这样基本就变成了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导向的农业战略,整个农村的发展就变成了农业的发展。农民的主要功能是提供农产品。由此导致整个乡村、村庄被忽视了。我们讲的“三农”,基本上就变成“农业”的“农”,“农民”的“农”主要是被带着的,讲怎么增收。并且,农业又窄化成粮食农业,农业就没得搞,人都往外跑。城市导向农村公共政策的结果就是村庄凋敝。城市化带来一部分村庄衰退、消亡是正常的,但在当下中国,整个村庄普遍破败,有的地方死寂一样地没有希望,这是不正常的。

实际上,中国乡村问题是农业、农民、农村三者缺一不可的。后来开始搞“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才开始有村庄的概念,但整个村庄向何处去的问题仍没有解决。其中,必须要面对的是乡村现代化问题。过去,乡村的现代化是被无视的,政策花了那么大的功夫,主要一头围绕农业和农民增收,另一头围绕要素怎么快速地配置到城市,乡村本身如何现代化,没有被提到议事日程上。乡村的现代化不解决,乡村何处去的问题就无法解决。十九大在原来提“农业现代化”的基础上,提出了“农业农村现代化”,这里就有了乡村现代化的概念。施行乡村振兴战略,是对原来对村庄重视不够的弥补,体现了中央对农业农村定位的再思考。这个定位不再是,农村仅仅是为了服务于城市,农业仅仅是为了服务于工业。乡村要振兴,还需要乡村治理等一整套制度的跟进。村庄的治理制度该如何完善和支撑乡村文明、乡村稳定和乡村发展?十九大报告对农村政策的总体表述,落到乡村振兴,既顾及到我们现在乡村的现实,也预示着我们下一步要调整相关制度。

此外,从“城乡统筹”到“城乡融合”,意味着政策思路和理念的新调整。城乡统筹这个概念,可能不大能准确概括现在和下个阶段的城乡关系和发展了。城乡统筹,主要解决的是“城市有、农村没有”、两个差距太大的问题。应该说,十六大以来统筹城乡发展成绩还是显著的,对城乡之间公共资源均衡分配功不可没,城乡之间公共政策差距在缩小。但是,在“城乡统筹”中,政府占主导,市场力量不足。这最后导致的结果是用城市去统农村,并没有改变城市高度繁荣、农村衰败的局面。

城乡统筹没有解决城市与乡村两个空间平等发展的问题,农民没有利用土地等资源,充分发展经济,平等参与工业化、城市化的权利,农村自身产业窄化;整个要素的双向流动,包括土地、资本、劳动等,没有建立起来。甚至,这一城市中心的理念下,我们对城乡板块相互需求、共存共生共荣的认识也不足,导致城市文明统领乡村文明,一样化,只有一个文明。“城乡统筹”并没有使城市跟乡村两个板块协调起。

城乡融合的核心是城市和乡村文化共存共荣,相互依赖需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要解决的就是政府在“统”方面太强,市场作用偏弱,要打破政府单一主体,打破城乡二元体制、发展农村要素市场。这是一次阶段性的转型。城乡统筹是高度城市化的提法,没有改变不平等的基础,是“我给你一点”。解决中国城市、乡村“两张皮”的时候到了。一方面,城乡的互动已经发生了。我们观察到,人口出现城乡对流,大量资本开始往乡村寻找机会。从村到镇到城,整个体系的连接性在增强,各自的功能分工日趋明显,专业化也在加深。我们提城乡融合已经到了这个阶段。

“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核心是,人、地、资本,如何实现融合?一方面,对于回流的农民,要考虑回流地(城镇)的产业集聚发展,以及住房市场的供给等问题,让他们能够安家。另一方面,由于代际差异,很多“农二代”已经离土不回村了,生活方式完全是“城市化”的,政策要顺应这个趋势。

要让农民在流入地待得相对体面。除了稳定就业,还需补齐公共服务的短板,包括给他们提供住房保障、解决“农三代”孩子的教育公平问题。“农一代”的问题是在城市有没有工作,“农二代”问题是融入城市,获得相对体面的生活。“第三代”的问题是公平的问题。如果孩子教育不解决,我们就会留下来大量非常棘手的“农三代”问题,这件事非常急迫。

而城市化的人口能不能在城市留下来,则牵涉到土地问题,土地的配置、供应方式等,都需要相应调整。过去,城市对农民进城是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的。一亿多的人口在城市中难以一种体面的方式待下来,这对城市来讲也一个很大的治理问题。接下来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合法合规地让这一批农民移民在城市体面地待下去。这群人中很少会有人去购买商品房,住房保障也很难公平地将一亿多人全部涵盖。目前,已有13个城市开展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建租赁房的试点,实际上是为了解决相当大批难以通过商品房来获得住房的人的需求,包括进城务工的农民。与此同时,资本也在流动。城市里老的经济活动回报在下降,未来的城市发展取决于创新的经济活动,老的经济活动会往城乡交界处迁移,带来产业的空间重构。乡村的经济活动也在转型升级,农业的功能、形态、商业模式等正在发生变化,市场在扩大,吸引着资本下乡。中国未来很有可能的是,通过城、镇、乡村三者功能的分工,来调整城市的形态:城市就是知识密集、产业升级的地方,而乡村则是文化的、乡土的、健康的、休闲的、历史的;在城乡之间还会有连接城市和乡村的“驿站”,这个地带会产生产业重构的空间,有些会成为适合人居住的小镇。

在产业空间重构的过程中,土地资源配置对资本在城乡之间寻求投资的方向、方式也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亟需土地制度改革,资源配置不仅要考虑到城市,更要考虑到如何满足乡村出现的新业态,要调整城乡土地权利体系来支持城乡互动。

总之,以党的十九大为起点,我国全面进入决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启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在新一届党中央的战略规划和引领下,必将取得历史性的新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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